人是生物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统一存在。在生物意义上，DNA是构成人类遗传结构并且保证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要素；而在社会意义上，扮演同样角色的则是文化，其内在的要求是“传承有序”；没有传承，则无所谓文化，自然也就无所谓人之为人，是谓“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着落在其不同的载体之上——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人其实也是文化的载体之一种，譬如民俗、诗礼、语言等等，而书画文物则基本上是这所有载体中最显明、最重要也是最高级的一种形态，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定世代、一定时期、一定族群、一定流派、一定国别、一定地域、一定个人的文化水平、修养的工具性外化和物质性凝结。因此，在此种意义上，收藏书画文物等同于传承既有文化这一命题便是天然成立的；而收藏文化与传承文化也就自然天然地着落于收藏家这一群体之上。
顾名思义，既为“传承”，自然有“传”有“承”。无论是婆媳、母女间代际相传的一只极为普通的玉镯，还是镌上“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的商彝周鼎，无论是“清庙之遗”、“武库之选”，还是凝结了一时期一人群最高智慧的书画作品，人们总习惯将自己对后世子孙的某些无形的期冀，均投射于“传”这一具体的行为之上，并赋予所“传”之物以他物无法取代的精神价值。而“承”的一面则基于同样的情感，主动或被动地成为这一基因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在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传”与“承”从来都不可能是对等而存在的，这其实也是中国漫长的收藏史上能彪炳的大收藏家屈指可数的重要原因。这种内在的情感，这种建立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即成一民族区别于他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基因”。
在时间轴上，“传”是向后的，而“承”则是向前的。不过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范围内，传与承本身就是同一的，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无“传”，无所谓“承”；无“承”，亦无所谓“传”；“传”是基于“承”的“传”，而“承”则是前提于“传”的“承”。我们姑且不去关照绵延数千年的收藏史，不去关照那些今日能历数的史上声名卓著的收藏家，也不去关照那些价值连城的书画之作，即便是社会中最普通一员，其本身亦无法不兼具“传”与“承”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同样，即便是最普通的一件书画作品，其本身亦必被兼具“传”与“承”之用——此所谓文化。
“传”“承”之要，在乎其人，书画尤然。贾秋壑、严分宜贵为权相，项子京、安仪周富比陶朱，颇嗜收藏，且所蓄均为上上之选，可惜贵“承”而贱“传”，以致薪火不继；至于宋内府、元都省、明礼部、清内廷等，亦重“承”而轻“传”，以致名迹多湮；而至美国大都会、英国大不列颠、日本有邻馆等，“传”“承”并举，故享誉最著、被泽最广。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今日的收藏家仍局于“承”而忽于“传”，于中国文化之传承、民族文化基因之延续显非幸事。
洞见及此，保利博物馆及保利拍卖将联合推出“斯文薪传，莫我敢承——名家递藏中国书画展”，并自即日起面向全球矢志于此的收藏家、收藏机构征集。展览将遴选古今历代名家名人、国内外著名公私艺术机构珍藏过的历代书画凡百余件，力图以此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及基因链作最力所能及的修复。